为了纪念省残联成立三十周年，黄宏同志让我写一段省残联初创前后的一些情况。我是残联的老同志，自然责无旁贷。但因水平有限，就断断续续讲一些那时的故事吧！

迈向新里程

    三十年前，也就是 1988年，在省残联还没有成立时，我已经在从事残疾人事业了。

　　记得那是1月3日，我刚从伊通县政府和辽源市民政局下派锻炼回来，找省民政厅党组给我安排工作。李增尧厅长见我着急的样子，忙说：“休息几天，容我们考虑考虑。”我说：“我这么年轻，休息个啥，赶紧给我安排点事吧！”李厅长说：“你下派这两年，机关变动大，各处室都满人了，不太好安排。”我说：“不在机关到下边也行。只要有事干就行。”李厅长说：“现在有一个聋儿康复中心，是白求恩医大一名大夫办的，属‘民办公助’性质的单位，你能去吗？”我立即回答：“能！”“你别急着表态，到那看看再说。”“行，厅长把地址给我。”李厅长很快在一个小本子上找到了聋儿康复中心的地址，念到：“南关区大经路 81 号。”“知道了。”我告别了李厅长，立刻骑自行车赶到这个我即将工作的地方。

　　可到那一看，心里凉了半截。这是个啥地方呀！一个黑黢黢的厂房，破破烂烂的，里面不时传出咣当咣当铁器的声音，虽不大，但让人感到有些别扭，与康复中心应有的周边环境极不和谐。

　　我从路边一个低窄的小门进去，上了二楼。一个穿着军大衣，脸上冻得发青的年轻女同志上前问我：“你找谁？”“找你们头。”我把来意向她说明后，她很高兴地领我到里面，找到了临时负责人付永显。他也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这位女同志叫董礼影，是这里的会计。

　　我们挨个屋走走，看看老师训练孩子的情况和孩子休息的地方。这一看，心里有数了。这里虽穷、虽破，虽冷、虽暗，但屋里收拾的很干净。几位老师（后来知道是郭永勤、大李英、马艳）仍领着聋儿一遍遍发音，有的还能吐出让人听得懂的词来。最好的已能说出简单的话了。“爷爷你好！”“爷爷再见！”那带有卷舌的童音，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过去老一辈人讲，聋哑人说话是铁树开花。这不就是让铁树开花的事嘛！没问题，我的岗位就是这里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来到李厅长办公室。他见我后，不动声色地说：“真是闲饥难忍哪！我这挺忙，你到田厅长那，由他跟你谈。”“好。”我转身来到田厅长办公室。他见我低声问：“想好了吗？”“想好了。”“去吗？”“去。”“真去假去？”“真去。”“真去？”“真去！”“你真帮我大忙啦！”“我能帮你什么忙！”田厅长认真地说：“党组研究了你的事并指派我跟你谈，好好做做你的工作，让你体谅体谅厅里的难处。” 他又说：“说实在的，今天这话不好谈。你当过厅里的人事处副处长，又当过副县长、副局长。回来前，人家辽源留你，你说有实际情况没答应。现在安排到这样的地方，你能去吗？没想到你还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看来你真有实际情况。行，我马上向李厅长汇报，明天听信吧！”

　　我折腾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早地来到田厅长办公室，想听党组是咋研究的。田厅长很干脆地说：“党组研究完了。李厅长让我告诉你， 好好干，省残联明年成立，你进理事会任副理事长，按正处级安排。党组这些老同志不会冷了你的心。”

　　哎呀，我真没想到我只做了一点自己该做的事，就有这么大的回报，我打心眼里感激厅党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理解我、关心我、鼓励我，这能不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发奋工作吗？！

　　说心里话，自打这时起，我已立下横心：生是残联的人，死是残联的鬼。这后半生就交给残联了。这句话，我曾向家忠同志（原为民政厅城市福利处处长，时任省残联副理事长，主持日常工作）表示过。因为有一年（大约 1995 年）从民政厅来的同志有好几位回民政厅或到别的单位去了，我没有回，因为我心里早有承诺。可以说，踏入省残联，迈向新征程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因此，一提到当年的一些事，即使年头多了也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如今，我已退休十五年了，还在做机关老干部支部书记工作。我想，只要组织需要，我的身体也允许，我就把这个工作一直干下去，以实现我当年的夙愿。

　　庙小神灵大

　　就在我被确定到省残联工作的时候，实际省民政厅早已按国家民政部的部署筹划成立省残联的事了。

　　当时省里为残疾人直接或间接服务的组织有三个：一个是盲人聋哑人协会（1961 年成立），时任秘书长是王进才；一个是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1986 年成立），时任秘书长是何树仁，副秘书长是崔慧兰；再一个是省有奖募捐委员会（1984   年成立），秘书长不清楚，副秘书长是姚太文。这三个组织都归民政厅领导，相当于正处级，但没有处的权利大，活动也有限。

　　省残联就是在省盲人聋哑人协会和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并又重新整合的基础上成立的。召开省残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筹备组组长是裴文学副厅长，副组长是王家忠、王进才和我。成员有姚太文、齐金铭、崔慧兰、常辑轩、孙超、刘学进、仇凤奎等。当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搞聋儿康复中心基建。虽然我的分工是会务，但是因工作需要，只是大会召开前两天才上会的，实际上会务工作没干多少。大会开得异常成功，这都是老裴、家忠、进才领着大伙干的。现在离那时已经 30 年了，还应为他们的工作点赞！

　　省残联成立后，第一个办公场所是位于朝阳区西安大路与康平街交汇处西侧的原省残废军人招待所（早已拆掉）。记得当时研究办公地点的时候， 民政厅和筹备组商定的原则是：节俭办事业、肥水不外流。研究了几个地方，最后还是定在省残废军人招待所，年租金十万，由省财政厅拨款中支付。

　　省残废军人招待所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50年代建的。灰色起脊的楼房，从远处看像一座庙，条件比较差。省残联机关十几个办公室就设在这座“庙”的三楼。一楼、二楼仍是招待所，四楼是假肢厂一些老职工的宿舍。

　　记得90年夏天，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韩凤来我省考察时，我给她安排在松苑宾馆她不住，非要住在离省残联近一点的地方，以便多和残联的同志接触接触。我没办法，就把她安排在省残废军人招待所二楼。谁知那两天供水不好，厕所又脏又臭，又不能洗澡。可想而知，一名女同志，又是北京来的，平时挺讲究的人，会是什么感受。过后，她笑着对我说：“老 葛，你不够意思，臭了我一年。”我也笑着说：“怎么两天成了一年了呢？”   她说：“回味无穷呀！一年还算少的。”

　　省残联当时的条件虽然很艰苦，牌子也不亮，但庙小神灵大，其功能和作用，是原盲人聋哑人协会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无法比的。

　　第一，残联组织是全新的，集代表、服务、管理功能于一身，既能代表全体残疾人的根本利益，为他们提供应有的服务，又代行政府的一些职能管理残疾人事业。

　　第二，它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旗帜，行动有纲领，有规划计划；工作又有《保障法》为准绳、为依据；同时又采取社会化的工作方式，刚柔相济、方式灵活。

　　第三，其活动资金来源广泛：有同级政府财政拨款并单列账户；有社会捐助；有国家下达的专项经费；后来又有保障金，渠道相当宽。

　　第四，从事残疾人事业的不仅有残联的专职人员，还有广大的志愿者； 有社会名流，又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且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工作更有生机和活力。

　　总之，自从省残联成立，我省的残疾人事业很快就耳目一新了。很典

　　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989 年 8 月，省聋儿康复中心需进一台听力检测设备，国内没有，需要进口。经过测算，该设备需相当于 10 万元人民币的外汇额度。我找省计经委，它的一位处长非常客气地告诉我：“咱们省的外汇 比较少，我们签了意见还不行，还需要高文副省长特批。”我说：“你们    先签意见吧，我去找省长。”计经委签完意见后，我立即赶到高副省长办 公室，省长不在。已是要吃中午饭的时候了，等不了啦，遂走出省政府大楼。忽见高副省长从大门外进来。我急忙跑过去，将报告递给高副省长，忙说：“我是残联的，有急事请省长批一下。”他说：“什么事这么急？”我说：“省聋儿康复中心就要竣工了，需要一台进口的听力检测设备，要用外汇。计经委的同志已经签署意见了，还要您批。”“你们有钱吗？”“有，10万。”“那好。”说着高副省长就在旁边一台轿车的瓦盖上给报告签了字。这样的事，以前的盲聋哑协会能做到吗？门都没有。我连声说：“谢谢！ 谢谢！”“谢啥？！我不是你们残联主席吗？”那亲切感、那潇洒劲真让人眼亮心动。心想，有这样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咱们省的残疾人工作搞不好才怪呢？

　　残联“老姑娘”

　　说起省聋儿康复中心这个残联“老姑娘”，绰号还是家忠给起的。言外之意，她是那时咱们省残联的心头肉、掌中宝，故事可多了。

　　这个中心创办于 1985 年，地点在南关区贵阳街，后搬到大经路 81 号， 是一个十分简陋的语训点。它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高成华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建立的，历尽艰辛、困难重重。1986 年的一天，省委书记高狄到医大一院耳鼻喉科看病。在旁与高成华商量事的付永显对老高说：“这就是咱们省委的高书记。咱们的事跟他说，肯定能 解决。”成华同志给高书记看完病后，即将办聋儿康复中心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高书记说了。书记非常理解，当场就在桌上的一张黄色信封皮上写了几行字。这个信封我见过。原话记不准了，大意是：省民政厅增尧同志，

　　聋儿康复中心现在困难很多，请帮助解决，有问题望告。民政厅见到这个条后，很快就给聋儿康复中心拨了20 万。其用法是：10 万元用于日常开支，9万元留作基建经费。所谓“民办公助”就是这么来的。

　　按照厅党组的安排，我到聋儿康复中心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令就下来了。我被任命为省聋儿康复中心主任（副处级），付永显为副主任（科级），隶属于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领导。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可依靠的地方，有人管了。

　　有了归宿，就要按上级的要求来，逐步走上正轨。我和永显做了分工：我负责全面，重点抓人事劳资、财务和基建；老付协助我工作，重点抓教学训练、生活管理、安全保卫和思想政治工作。成华怎么办？这时他已是医大副教授了。没说的，就聘他为中心的顾问，技术业务上的事全归他管。当时，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无”：无自己的场所、无编制、无经费。

　　每个月都要交房租，还给员工开支（我是民政厅开支，老高是医大开支）， 民政厅给的钱快用光了，必须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厅长和基金会的办公室经常是多了一个人，人家都有点烦了。那有啥办法！问题解决了，就不用来了。还好，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88 年 4 月，厅党组终于批准建聋儿康复中心了。我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捉摸着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的问题是选址。厅党组是费了心的。还是裴厅长想出了好办法。地点就定在绿园区西大洼子，长春市民政局要建的宿舍南面，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将近 3000 平方米，每平方米时价50元，整个地皮下来得15万。在一次会上，裴厅长说就给它10万。这价钱在现在来说，就像白给的一样。可我一分钱也没有，就问：“钱从哪出？”“先欠着。”裴厅长原是长春市民政局局长，刚到厅里不久，余威还在。可我这点钱也不想还，因为我知道厅里和长春市民政局都有实力，咱们残联将来创业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就直瞅着李厅长：“我拿啥还哪！”李厅长急了：“你用你那钱先干着。这钱再想办法！”我心里可乐坏了。会后， 我抓紧找省建筑设计院搞设计，又到长建一公司找施工队，6月份就开工了。开工后，没多长时间那10万元就见底了。不知是天意还是人心，正当我要去民政厅请钱的时候，有人给送钱来了。记得那是7月的一天中午，姚太文找到我问：“老葛，你用钱不？”“什么钱？”“中募委给的项目钱，有70万。”“太好了！用！咋不用呢！”“要用赶紧写报告明天给我。”这还有啥问题，当晚就写出来了，第二天送上去，大约一周的时间中募委就来了三位同志。考察一番，十分满意地走了。半个月后这70万就拨下来了。事后，我常问自己，我的运气咋就这么好呢！嘿，谁能说清楚。偷着乐吧！

　　89年秋，中心的主体工程有一多半了，解决编制经费问题提到了日程。我和高成华、老付还有老高的专家团队（郑鸿声、吕明臣、胡晓研、孙喜斌、陈振声）七个人研究几次，给厅里打了报告。又到编委和财政厅联系，争取解决得快一点。一天，田厅长找我说：“你们报告要的编制太多了， 编委和财政能批吗？砍一半吧！”“别的！我们报的是经过专家论证的，那是最低数了，再砍我们就不能干活啦！”我又请求道：“要砍，咱们不砍让编委和财政砍行吧！”“好吧。”

　　由于事先有了沟通，民政厅把请编报告递过去没几天，省编委的小高、省财政厅的小关很快就来了。我领他们先观摩了聋儿听力语言训练的全过程，又找了几名老师和聋儿家长同她俩一起座谈，感动得这两位女同志不知流了多少热泪，一再表示：“一定把你们的想法和要求反映上去，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之后，我又带她们到了施工现场，看了图纸和施工进度，两位一再点头：“听信吧！问题不大！”果然问题不大。一个多月后，48个事业编制，62万全额拨款的事业经费一个不少地全批下来。田厅长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批这么多？”我当时光顾高兴了，一时没说出来。能好意思说吗？现在可以说了：“不是人家不人道，而是人家不知道。让人家知道了，明白了，好多事都成了。”

　　争当排头兵

　　中国残联成立后，1989年1月，一些带有强制性、抢救性的工作任务就下来了。那时，咱们省残联还没成立呢！因此，省残联一成立就着手研究如何学习贯彻《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2）》，并明确了分工。一手抓残联组建，一手抓三项康复是那时的主旋律，是重中之重。尤其三项康复是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达任务的，更显得重要。理事会分工时，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

　　记得《全国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实施方案》给我省下达的具体任务是，从1988年到1992年，五年要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一万余例、完成儿麻矫治手术五千多例、训练聋儿六百余名、还要抓四岁以下聋儿的早期训练。任务是不轻的。

　　怎么办？裴理有个转轮的说法，即“围着转”，围着党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转，要抓住不放松，转起来不停步；“推着转”，就是上面推我们，我们也推下面，而且要更狠点；“主动转”，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不用人管也要主动抓起来。裴理说：“三项康复工作几种转法都有，要让它们都转起来，越转越好。”家忠的说法是，你跑外，我主内，家里的事不 用你操心，外面的事你多跑跑。进才的说法更绝，用宣传为三康摇旗呐喊，用组建为三康铺路开道。原话不是很准，意思是这些意思。我们那时是相当和谐团结的。

　　有了理事会几位老兄的支持，我真的甩开膀子干起来，在抓聋儿康复的同时，逐步把注意力转到那两项康复上，并尽可能做的好一点。咱们省是这样抓的：

　　第一，协调成立省残疾人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拟定实施方案，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记得是家忠和我受理事会委派到省政府办公厅向唐茂盛副秘书长汇报的。唐副秘书长个不算高，白白的脸，胖胖的身材，说话慢条斯理，但办事认真快捷。听完我们汇报没几天就召集省民政厅、卫生厅、省教委、省体委、财政厅、劳动厅、文化厅、建设厅、省军区后勤部、省残联开了一次协调会。会上确定：唐茂盛为领导小组组长；裴文学和卫生厅副厅长董殿华为副组长，其他部委的领导和家忠同志为领导成员，我为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有民政厅的姚太文、卫生厅的姚凤华、教委的吴婷、省军区后勤部的小韩（中校）。会上还讨论了《吉林省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召开全省第一次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范围。协调会时间不长，很解决问题，唐副秘书长的干练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四月下旬，全省第一次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会议在松苑宾馆礼堂召开。高文副省长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后，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了《实施方案》，效率是相当高的。

　　第二，确定承担康复任务单位、选聘专家和手术医师。聋儿康复都是自家人，不用特别请。儿麻矫治和白内障复明由于有了办公室，开了一次会，姚凤华就把省医院眼科主任吴承斌教授请来了，小韩把 208 医院的门洪学教授和张振龙主任也请来了。这几位都是国内军内有名的大夫。

　　第三，大力培养三项康复业务骨干。主要是通过专家举办省、市两级培训班为各地培养人才，或选送一批批骨干到省医院和 208 医院接收培训。再一个就是医疗队到哪，就在哪里组织现场观摩学习，手把手教，搞传帮带。通过培训，到 92 年已有百名儿麻矫治医师、50 多名白内障复明医师活跃在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战线上。在聋儿康复方面也有一批业务骨干，像袁海军、郭翠英、陈莹、郭永勤、李英、马艳、赵惠、孙东芝、于彩凤、韩羽扬、曹阳等都是那个时期培养的，有力地保证了三项康复整体任务的完成。

　　第四，广泛进行康复对象摸底调查和病员组织工作。进才同志残联组建工作抓得狠且残联刚成立就组织人力搞摸底调查，人手不够，就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乡镇街道干部、医护人员、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入户调查、建档立卡。回想起来，当年那气势就像战争年代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打仗一样。磐石县残联理事长张学忠，为了摸清底数，心脏病都犯了，硬是坚持跑完全县 24 个乡镇，把我们心疼坏了。

　　第五，组派医疗队深入边远地区开展工作。在保证省中心和市、县定点医院集中开展康复手术外，省康复办先后组派 31 批儿麻矫治医疗队、6批白内障复明手术医疗队、2 批低视力康复医疗队，为2000 多名儿麻患者、30多名白内障疑难病患者实施了手术，深受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称之为“雪中送炭的天使”和“活菩萨”。与此同时，专家们不顾疲劳， 利用手术空隙给地方医护人员讲课，为当地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

　　在从事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康复部的同志立下汗马功劳。孙超、吉光、陈玉萍、韩功渊、陈秀琴、王建平、谷方兴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吉光，与残疾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又善于动脑，善于协调，许多难题都是他出面解决的。他确实是我的好帮手、好战友。

　　由于工作越来越有起色，1992 年 7 月，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来我省拍摄了《吉林聋儿康复纪实》专题片。省委书记何竹康、副书记谷长春、副省长张岳琦参加了拍摄，并接见了摄制组的全体同志。该专题片当年就获得全国新闻纪录片最高奖——“铜牛奖”。解放军 208 医院和 3 个市州还配合中国残联《为了我们站起来》摄制组拍了几组分镜头，也受到上级的肯定。

　　在聋儿康复方面，由于我省抢了先机，成效明显，中国残联和三康办先后于90 年和92 年在我省召开了现场会和聋儿社区家庭康复模式研讨会。

　　由于高成华同志工作成果显著，在国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993 年 6 月作为学科带头人被调到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任副主任，他带的两名研究生孙喜斌和陈振声也同时调入北京给他当助手。其后，老高进步更快，担任了中国聋人康复协会主任委员，为国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省的一个骄傲。

　　由于我省的三项康复工作全面扎实、成效显著，在 1991 年全国20个省市残疾人三项康复中期检查和 1993 年全国残疾人三项康复全面检查验收中，均以最高分名列前茅。我也在国务院残工委、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国家教委等多个部委召开的全国残疾人三项康复总结表彰大会特批的表彰名单中名列第一。第二名是上海市残联副理事长徐凤健，第三名是湖北省残联康复部长陈放中。这两人相当精明强干，徐凤健后来还当上了上海市残联理事长。能干过他俩可不是我的能耐，那是咱们省上上下下合力拼搏、共献爱心的结果，成绩是属于大家的……

　　总之，在省残联工作是缘分，是福分。一生中有在残联工作的历史， 永远不后悔。

　　最后再补充一句，欣逢省残联成立三十周年，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特祝愿咱们省残联事业腾达、鹏程万里！祝同志们身体康健、梦想成真！

　　（此文作者为第一、二、三、四届吉林省残联副理事长，第三、四届主席团副主席）